1955年，全军开始授衔，当时共有55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，后来又有2位在1956年之后获得此荣誉，前后共计57位将军。在这些获得上将军衔的人中，有一位将领显得尤为特别，因为他曾经在地方任职，能够获得军衔授予，背后有着特殊的原因。
这位将领便是韦国清。韦国清不仅是一名军事将领，同时也是一位具备丰富政治经验的军政双能人才。他曾从事过教育工作，担任过政工干部，还亲自指挥过多次军事行动。其职业生涯涵盖了教育、政治与军事多个领域。
1929年，韦国清参加了由邓小平和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，跟随红七军开创了右江根据地。随后，他随红七军北上，与中央红军会师，并积极参与了反围剿战斗。1932年，他进入红军学校接受系统学习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数年间一直从事教育工作。长征途中，红军学校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组建了干部团，韦国清担任特科营营长。干部团虽作战不多，但既承担过前锋任务，也负责过断后工作。
展开剩余70%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组建了新的红军大学，韦国清担任特科团代理团长，政委则是宋任穷。抗战爆发后，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，负责在山西前线办学。随后，他调任抗大担任大队长。抗大第一分校成立后，由何长工任校长，韦国清担任训练部部长和副校长，负责具体管理和教学工作。
直到1940年，他才正式投身于前线作战，调任山东纵队担任支队政委。1941年，他被调任新四军第九旅政委兼旅长。这支部队是由张爱萍亲手组建的，而此时张爱萍已经调任三师副师长。1944年彭雪枫牺牲后，四师领导班子发生变化，张爱萍升任师长，韦国清则担任副师长职务。
解放战争期间，韦国清调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及苏北军区司令员。1949年，他被派往第十兵团担任政委，与叶飞密切配合，成功解放了福建全境。在长达二十年的战斗生涯中，他累计从事军事教育达八年，政治和军事工作共十二年。
1950年，这位将军原本被派往外交战线担任大使，因其曾在抗战后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小组首席代表，拥有丰富的外事经验且表现出色。然而，由于身体状况不佳住院治疗，期间被调任为军事顾问团团长，赴越南协助作战和军事建设。在接下来的六年中，他主要精力都投身于越南，协助当地军队作战和组建军队。虽然名义上被任命为公安军副司令员，但实质上仅是挂名职务。1955年，当时仍在越南工作的他，被选为广西省省长。1956年回国后，许多老领导希望他回到军队任职，但毛主席认为既然是广西人民选出的，就应尊重民意，让他在地方继续履职，毕竟广西也是他的家乡。
按照一般授衔原则，主要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通常不再参与军衔评定，那为何韦国清能够被授予上将军衔呢？解放军由三大主力红军发展而成，这些红军本身也由多个“山头”组成，尤其是红方面军中的派系更为复杂。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铸就了红一军团，平江起义造就了红三军团，而百色起义则孕育了红七军。
红七军的代表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，那么代表红七军获得上将的又是谁呢？李天佑、陈漫远和韦国清都是兵团级将领，资格上都符合授予上将的标准。陈漫远因已转为地方职务未再授衔，韦国清虽挂名公安军职务，最终由李天佑和韦国清代表红七军获得上将军衔。
军队在授衔评级时，会综合考量军功、资历、战绩、职务，还会兼顾各方面军的代表性、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的平衡。韦国清作为一名壮族将领，获得上将军衔，也体现了一定的照顾和代表意义。
综上种种，或许这就是总干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所说的“因特殊情况”而获授军衔的原因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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