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苏联的正式解体，这个拥有超过2240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、接近三亿人口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关于其解体原因的广泛猜测和讨论。有人认为，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政策导致了苏联的分崩离析；也有人指责勃列日涅夫为这场解体埋下祸根；甚至有人将责任归咎于更早期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，认为他们的统治为苏联的覆灭埋下了伏笔。究竟真相为何，也许只有深入了解苏联内部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阶级的存在，才能窥见一二。
早在1918年苏联内战期间，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，苏维埃政权实施了被称作“战时共产主义”的极端经济政策。该政策严格限制人民的粮食自留量，仅允许保留极少部分口粮，其余全部强制征收上缴。为此，政府组织了一支专门的征粮队伍，负责将粮食从广大农民手中收缴上来。苏联的农民们虽然怀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，为了国家和战争胜利，尽力留下最基本的口粮和种子粮，但他们所拥有的粮食大部分还是被这支征粮队伍无情夺走。征粮队伍丝毫不顾农民的生计，连农民极其有限的口粮和种子也不放过，仿佛是一群持枪的掠夺者。
展开剩余88%苏联这种极端的征粮政策极大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，因为无论生产多少粮食，最终都被征粮队伍拿走，使得农民们宁愿减少耕种面积，降低产量，以减少损失。随着农民耕地面积不断缩减，他们对农田的耕作也日益松懈，而征粮队伍却依旧以武力强行征粮。如此恶性循环之下，苏联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大饥荒。这场灾难波及了17个省份，成千上万的百姓不得不咬着草根、树皮甚至土壤这些难以下咽的食物为生。情况恶化至极，草根和树皮耗尽后，甚至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人吃人现象，饿殍遍野的惨象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残酷的写照。
面对这场空前的大饥荒，苏联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，实行过渡性的缓和措施。征粮队伍不再极端征粮，允许农民保留一定口粮和种子，同时还允许他们进行有限的粮食交易。与此同时，著名苏联作家高尔基呼吁国际社会向苏联伸出援手，帮助苏联渡过这次人间惨剧。根据苏联公开的官方资料，第一次大饥荒导致约一百万人死亡，但苏联学者和历史研究者则认为，死亡人数远不止于此，超过五百万人丧生于这场饥荒之中。
在苏联百姓陷入极度痛苦和人吃人的惨状时，莫斯科的政府官员们却依旧在享用特供食品，过着奢华的生活。列宁逝世后，苏联的领导层逐渐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列宁的初心，官僚主义开始大规模蔓延。苏联政府官员按照级别享有各种特权，拥有专属的特供商店、豪华别墅和私家汽车，这一切的费用都由国家承担，而普通百姓却在苦苦挣扎。
这群特权阶层的奢靡生活成为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。农民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自己温饱的艰难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政府官员过着奢华享乐的日子。有一位愤怒的苏联农民甚至给政治局委员加理共写信，质问道：“在共产主义建设时期，是否注定会形成两个对立的阶级：一边是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体的劳动阶级，另一边是享受优厚待遇的苏维埃政府官员？”这封信反映了苏联人民对官僚腐败的深刻认识，他们已经不愿再为这种不公正的体制付出辛勤劳动。
1927年，苏联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，农村集体化进程迅速推进。然而，这一政策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急剧下降。与此同时，政府为了支持工业化，继续提高粮食征收标准，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。到了1930至1931年，粮食短缺已经显现，但政府依旧漠视百姓的困境。到了1932年，情况彻底失控，第二次大饥荒爆发。这次饥荒比第一次更为严重，草根和树皮成为了人们的常见食物，甚至人吃人的惨剧也不再罕见。疾病、饥饿和死亡如瘟疫般蔓延，人们只能盼望庄稼能早早成熟，哪怕是未熟的果实也成了饥民的救命稻草。
饥饿使得苏联的工农们面容浮肿，精神恍惚，仿佛处于崩溃边缘。但这些惨状在苏联的官方报刊上被描绘成“农民积极完成生产任务，人民生活幸福美满”的假象。工农们在乡村私下咒骂着领导人斯大林和加理共，视他们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，渴望莫斯科的领导人亲自前往灾区，看看他们所谓的“政绩”。这场二次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据估计高达500至700万，而苏联政府却坚决禁止任何人提及这场惨剧。讽刺的是，这场浩劫并没有波及特权阶层的生活。
“十月革命”的胜利曾给全世界被压迫的工农阶级带来了希望，大家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。然而令人悲哀的是，苏联这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引领者，最终却首先背叛了这一理想。苏联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层掩饰，其下隐藏的是一个取代了旧资产阶级的官僚阶级。苏联革命并没有实现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提出的“生产资料公有制”，而是将生产资料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了官僚阶级手中，工农阶级依然被压迫剥削。
在斯大林时期，为了巩固政权，官僚特权泛滥成灾。苏联官员们用特权取代金钱，过着工农难以想象的奢华生活。据斯大林的女儿回忆，她幼年时常常去苏联高官家中玩耍，那些高官住在宽敞的别墅和庄园里，内部铺满昂贵地毯，摆满金银器皿，庄园还有精致的花园和马厩。官员们不仅在住所和饮食上享有特权，在医疗和安保方面同样优渥。苏联的特权医院配备了进口的高级医疗设备，医院环境宛如度假村，远非普通百姓所能企及。
随着腐败的加剧，苏联人民对政府和领导人的信心逐渐崩溃，但斯大林并未因此担忧，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。苏联列宁格勒州书记基洛夫曾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，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赢得了长时间掌声。然而，他很快被暗杀，斯大林虽表示要彻查，但暗杀者被迅速处决，相关证人也相继遭遇不测。基洛夫之死成为斯大林“大清洗”的开端，随后大量党内异见者被以叛国等罪名清除。
这场“大清洗”极大破坏了苏联的政治生态，斯大林高度集权，国家走向极端个人专制。斯大林在“大清洗”中变得神经质，生活在重重戒备的堡垒中，所有食物都必须经过毒物检测，这种生活宛如封建帝王时代的皇权。
赫鲁晓夫本是基层工作人员，因妻子与斯大林妻子关系密切，得以接近斯大林，凭借阿谀奉承和举报成为斯的亲信，最终成为接班人。赫鲁晓夫的统治并未改善苏联局面，特权依旧盛行，甚至比斯大林时代更加严重。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理念变成党内争斗的工具，工农群众的苦难无人问津。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，民主思想成了笑柄。苏联从“十月革命”的理想走向了沉默与专制。
人民只能用沉默应对政府的压迫，因为除了罪犯，敢言者也会被关进集中营。苏联甚至设立了“精神病院”专门关押异见者，他们在那里遭受非人待遇。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，人民对政府的麻木达到了顶点。根据勃列日涅夫身边翻译员的回忆，他是个毫无才能的平庸之辈，甚至没有发言稿就不会讲话。令人讽刺的是，这样的人竟统治了苏联18年。
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同样庸碌无能，却因裙带关系进入政治局。苏联官员通过安插亲属固化特权阶级，继续剥削工农，维持特权。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打着“民主”和“改革”的旗号，实际上只是为帮助特权阶层将权力私有化服务。面对如此腐败的政党，苏联走向解体成为必然。
先秦《五子歌》有云：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孟子亦言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民本思想自古流传，苏联政府却反复愚弄压迫这创造历史的人民，最终失去民心，导致国家走向消亡。关于苏联解体真相虽然众说纷纭，但大家一致认为，内部的腐败和特权阶级才是这座庞大堡垒崩塌的根本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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